“中国油气勘探开采必须走到海上去，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安全意识一定要加强，因为海上油气勘探开采的环境风险非常大。”

  “从某一些程度上来说，溢油事故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更关注的是，中海油连续溢油事故的信息公开披露，中海油作为一家规范的上市公司，并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所有有关部门；而康菲公司作为作业方，至少在溢油基本控制住后，应该对外界披露溢油事件，让外界提前防范油田溢出来的油膜。哪怕是国家海洋局，也是直到事件发生将近一个月后才作出回应。第二，20万的赔偿太少了，国家相应的法律和法规急需更新。”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教授在电话中一再向《科学时报》记者强调，中国油气勘探开采必须走到海上去，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安全意识一定要加强，因为海上油气勘探开采的环境风险非常大。“重罚才会胆战心惊，只有实质性的惩罚才会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

  与国际石油公司比，中海油在海洋石油开发方面落后多年，深海领域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之后，中海油曾对其渤海、南海东部、南海西部和东海四大采油海域的潜在风险进行了排查，并在其“十二五”规划中，补充了深水潜水装备研发计划，以提高深水作业能力和事故救援能力，但事故仍没能避免。

  6月4日、6月8日，中海油位于渤海湾中部的蓬莱19-3油田，在距山东龙口海岸约38海里处，发现少量油膜带。6月17日上午，该油田C平台发生小型井涌事故。康菲石油当日停止所有平台作业。事故发生过程中的约见、通报、处理，均在体制内运作，公众知情权如同神线日，新浪微博上出现一条疑为中海油内部人士所发微博，称“渤海油田有两个油井发生漏油事故”，随后多家媒体闻讯跟进采访，但中海油皆以沉默应对，而网上相关油井渗漏的微博和转帖也均遭删除。

  7月3日，有媒体再次对此事进行报道，真相才开始浮出水面。中海油称“由于泄漏范围比较小，只涉及200平方米左右，对事故海域及相关环境影响较小”，这与此前新闻媒体报道的“3公里、宽二三十米的溢油带”差距甚大。

  7月10日，海洋局海洋环保司、中国海监总队和北海分局有关监管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再次登检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B、C平台，发现C平台仍有少量油花溢出。

  7月5日，国家海洋局通报初步调查的最终结果：本次溢油污染大多分布在在该油田周边海域和西北部海域，其中劣四类海水面积为840平方公里，单日溢油最大分布面积为158平方公里。作业方康菲公司负全责。

  直观而言，840平方公里相当于上海市行政区划的1/8，相当于两个北京市海淀区。

  蓬莱19－3油田是国内最大的海上油气田，面积覆盖约3200平方公里，属于中海油资产，而且康菲中国是中海油和美国康菲石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海油拥有油田51%的权益，康菲石油担任作业者，拥有其余49%的权益。康菲石油是一家国际一体化能源公司，是全美第三大能源公司和最大的炼油公司。

  在7月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司长李晓明介绍说，此次溢油事件涉及蓬莱19-3油田的B平台和C平台。两处溢油分别于6月19日和6月21日得到基本控制。

  海洋局组织专家分析认为蓬莱19-3油田通过注水和岩屑回注，可能增加了平台附近的地层压力，导致B平台海底溢油。C平台则是在钻井过程中发生井涌、侧漏，因此导致溢油发生。注水这种工艺本身是被允许的。但此次事件中，注水过程中是不是真的存在违规，目前还在调查和取证中。

  美非能源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大禹则撰文分析，对于新设计离心机的不当使用，或许与蓬莱19-3油田这次注水、注砂导致的原油泄漏存在关联。他对康菲公司将这种新设计用来生产实践的做法表示质疑。

  蓬莱19-3工程是世界上首个使用碟片离心机来分离原油中的水和砂的大型海上油田项目，没使用传统的电脱水器。

  由于地质原因，蓬莱油田开采的原油中含有大量产生于第三纪中新世的砂子，德国GEA Westfalia就特意为蓬莱油田的应用设计出了定制的离心机。但只能处理一些范围的砂粒，特别难以对付粘性大的固体，原油中的沙粒粘性很大，容易堵住砂喷嘴。在修改作业程序中，康菲不得不“修改平台钻井泥浆的解决方法，使之回注地层，而不是直接将钻井泥浆打入流程、进入分离机处理”。

  中海石油研究中心2002年时就研究过蓬莱19-3油田原油的脱水和脱砂，讨论过离心机和电脱水器的优劣。结论是，蓬莱油田一期工程使用了电脱水，如果换成离心机，要增加成本，同时一期生产的原油导电率不高，适合电脱水。而二期生产的原油导电率较高，不适合电脱水，应该用离心机，并推荐了美国阿法拉伐公司（Alfa Laval）。此公司已经将离心机大规模用于石业，将加拿大油砂中提炼的石油进行脱水脱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应用，而且菲利普斯公司也有使用阿法拉伐离心机的成功经验。

  监测显示，蓬莱19-3油田附近海域海水石油类平均浓度超过历史背景值40.5倍，最高浓度是历史背景值的86.4倍。现场油污带的范围很广，救援船开始清油的第一天就在油污带间行驶了3个多小时。

  从北海分局的监测执行力度来看，此次事故的漏油量肯定不容忽视。北海分局投入两架海监飞机，申请应急航线，分上、下午错时飞行，共飞行4 个架次，航时15小时36分钟，航程约3432千米。两条海监船分区域巡视，在海上工作7天。此外，北海分局派出执法、监测人员44人次。

  据悉，目前该油田的平台已全部停止作业，也停止了注水和岩屑回注。溢油点区域已设置了类似墨西哥湾事故中的大罩子，盖住事故点阻止溢油。同时，周边还设置了围油栏。现场有两艘专业救援船在现场做除油工作。

  漏油事故发生之后，中海油派出船舶返回天津港装运消油剂，由此漏油事故才逐渐浮出水面。而大规模使用消油剂，这些消油剂最终会与海面污油一起沉入海底，会对海洋生态环境能够造成难以预计的严重破坏。

  除此之外，网友爆料中海油去年曾向海面排污。6月28日，一位名为沧浪之说的网友在搜狐微博独家发出系列海洋污染的图片。图片显示在一座名为旅大5-2DPP的平台下面，蓝色的海水上泛着黄色的液体。这些修井时带上来的污油，本该装在特定的污油罐里，但中海油直接排放到了海里。

  此次渤海溢油事故发生在合资油田，作业方为康菲石油。据石业专业的人介绍，依据惯例，处罚将主要是针对造成事故的作业方，合作方是否有连带责任，则要看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是否有明确规定。

  国家海洋局指出，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第一款：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相应的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相应的责任。康菲石油作为作业者应承担油田独立生产运行的责任；中海油作为合作方，将不追究相关责任。

  但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夏军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中海油难辞其咎。

  在国际通用惯例中，产权方比作业方承担更大责任。2010年5月份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同样是由BP公司的作业方瑞士越洋钻探公司引起。事发后，BP公司公布了共计200亿美元的赔偿方案，为此，不得不出售资产用于赔偿。

  中外的解决方法截然不同。赔偿金额相差如此悬殊，责任认定是产权方与作业方的本末倒置。

  难怪康菲公司总裁在媒体见面会上，面对记者尖锐的提问时，先是停顿了一下，然后表示，这个事件发生在中国。

  夏军还介绍了首例海洋主管部门提起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案件2002年“塔斯曼海”案，“由于当时缺乏认定海洋生态损害的评估、鉴别判定的方法，由于基础性环境监视测定研究工作滞后，由于环境修复实验工程的缺失，导致相关证据证明力不足。除环境容量损失以外，对于原告提出的其他海洋生态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均未予支持”。

  此次漏油事故发生半个月左右，涉事各方并未向投资者公开发布上市公司公告，并未向公众公开发布海洋环境监视测定报告。各种官方正式渠道均闭塞消息或者根本不知道，而各种非官方的网上消息亦被删除。

  国家海洋局与地方政府、企业运作不透明，官僚色彩重。针对此次海上溢油，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编制了几期报告，向国家海洋局、中国海监总队呈报10份《情况报告》，向山东省厅、山东海事局发布两期溢油情况通报，并向中海油天津分公司、各石油勘探作业单位发布了6份通知。上述文件的内容，以及此次溢油事故的详细情况，国家海洋局和中海油均未公开发布。

  国家海洋局曾经向康菲公司建议向公众公布有关信息。6月16日约见康菲公司负责人时，向他们提出过“是否已对公众披露”。他们说没有。

  李晓明还表示，目前，国家海洋局正在组织此次溢油对海洋生态损害监测评价工作。中国海监执法部门已对康菲公司此次溢油事件予以立案调查。

  中海油总公司在网站贴出新闻《蓬莱19－3油田原油泄漏已有效控制 海上油膜回收基本完成》，提醒说此事与美国墨西哥湾溢油不具可比性，“它并不是油井爆炸，而且发生在浅水，使得浮油回收及清理相对容易”。

  此前中海油已发生过多起海上漏油事故，但每一起事故几乎都没有完整的公开说明，只能从只言片语中略知一二。2009年9月，中海油旗下海南福山油田一个月内发生两次漏油事故。2010年5月，中海油天津分公司“南海一号”钻井平台就发生过溢油事故。在中海油和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中，无从寻觅踪迹。

  截至7月14日，康菲中国的官方网站上居然对此事故不着一字。无分中企外企，只要没有严厉的约束，就会漠视环境与民众利益。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于环境诉讼的限制，助长了企业瞒报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若是同样的漏油事故发生在美国，康菲石油可能会第一时间主动披露信息，按照美国有关法律，若是企业未及时通报，将会受严惩。

  事故发生一个月后，海洋局才通报调查组至今未公布结论的原因。李晓明表示，这次发生溢油的原因很复杂，监测数据的采集、污染面积的判断、事故原因的分析等，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准确的结论，需要一定的时间。

  《海洋环境保护法》于1999年修订后，罚款的额度就再也不进行调整，对此类污染事故的处罚最高是20万元，当然不足以满足生态损失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包括渔民的损失补偿要求，也无法阻遏海洋环境受损害的势头。

  反观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事故的责任方英国石油公司在第4天就给出了原油泄漏的数字，CEO海沃德火速下台。这既是对法律的尊重，也是对公众的交代。

  夏军介绍说，2010年6月，山东省率先在国内出台了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损失补偿的相关办法，首次明确了对海洋溢油等污染事故的损害评估标准，最高索赔额度高达两亿元，打破了索赔无据的尴尬。而国家层面的海洋污染赔偿标准，仍仅以行业标准存在。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原副厅长、巡视员王诗成此前对媒体表示说，“溢油事故对山东生态影响非常大，山东将与相关方面做沟通。国家可委托山东对责任方提出生态损害赔偿”。

  中国的海洋环境监管是由环保部、国家海洋局、中国海事局、农业部渔业行政主任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共同进行的，这就形成“五龙治海”的尴尬局面。

  夏军强调说，我国目前的法律规范和技术方法，已能基本满足海洋溢油生态环境损失索赔的需求。但横亘在生态索赔之路上的，是“三座大山”观念障碍、体制障碍、机制障碍，索赔的政府资源和民间资源不够充足，法律执行力薄弱，能碰软不能碰硬。对于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的处理上，时常出现非法制化处理，造成了牺牲弱者，牺牲环境的情况出现。

  2010年6月，山东省率先在国内出台了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损失补偿的相关办法，首次明确最高索赔额度高达两亿元，打破了索赔无据的尴尬，而国家层面的海洋污染赔偿标准，仍仅以行业标准存在。